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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大讲堂》第六讲: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時間:2021-05-26      瀏覽次數:454    作者:网转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在全國范圍的建立。1952年秋,黨的領導人根據當時的情況和和黨預定的社會主義目標,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1953年秋,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由此開始了大規模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

一、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

關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當時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在其序言中規定:“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在其總綱中,又作了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對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作了明確的表述。《共同綱領》中并沒有任何“中國共產黨領導”這樣的文字,但它在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工人階級領導”,實際上用另外一種方式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

新中國成立之初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從一定意義上講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聯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別是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中央人民政府委員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隨后組建的政務院及其所屬機關的負責人中,政務院副總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兩人,即郭沫若和黃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過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鈞儒擔任。中央人民政府的這種格局,一直維持到1954年一屆人大的召開。

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共同綱領》作了這樣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新民主民主主義社會經濟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多種經濟成份共存在。以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為例,各種所有制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別是:國營經濟占19.1%,合作社經濟占1.5%,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占0.7%,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占6.9%,個體經濟占71.8%。

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國營經濟數量雖不占優勢,但它處于領導地位并顯日益壯大之勢。對于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凡屬國有的資源和企業,均為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為人民共和國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主要物質基礎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領導力量。”從1949年至1952年,國營經濟發展迅速。1949年國營工業的總產值為36.8億元,1952年達到了142.6億元,增長了387.5%。國營商業機構1950年的批發和零售額分別占全國的23.2%和8.3%,1952年則上升到60.5%和19.1%。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重要經濟成份,1949年至1952年其總量也是顯增長的趨勢,但由于國營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國民經濟的比重則顯下降之勢。在1951年之前,私營工業在全部工業總產值中超過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老解放區此前已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之后,農村經濟體制仍基本上是個體農民所有制。這不單體現在生產方式上是農民以家庭為生產單位,更為重要的是農民對于土地具有所有權,以及附隨所有權而產生的土地處置權。《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規定:“凡已實行土地改革的地區,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亦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并承認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經營、買賣及出租土地的權利。”即就是說,在新民主主義社會里,農民依法具有土地所有權以及土地的處置權,土地的買賣是合法的。

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文化,《共同綱領》規定得比較簡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文化體制上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多種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文化產業格局。據1950年3月底的統計,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濟南、武漢、廣州、長沙、西安、重慶等11個大城市,出版及販賣書店共計1057家。其中自行出版書刊者269家,計公營19家(包含新華書店總分店6家),公私合營6家,私營244家。專營販賣的書店788家,計公營16家,公私合營7家,私營765家。1950年1月至12月,全國共被版圖書7049種,其中私營3681種,占52.3%。全年共有定期刊物295種,其中私營113種,占38.3%。又據1950年3月的統計,全國共有私營報紙58家,私營廣播電臺34座。建國之初,國營的電影制片廠只有東北、北京、上海三家,而私營電影公司則有十幾家,其中有一定制片能力的主要有昆侖、文華、大同、國泰等影業公司。

在新中國成立的頭三年,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上是老老實實、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綱領》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由于認真執行了新民主主義的各項政策,中國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提高了生活水平。這三年,是中國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的三年,是中國人民意氣風發的三年,也是中國社會面貌得到徹底改觀的三年。

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醞釀與提出

新民主主義社會無疑是帶有過渡性質的社會形態。那么,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呢?毛澤東曾這樣說過:“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這段話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所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這就是說,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全面而充分的發展,而且根據中國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實現這種過渡。

到了1948年秋,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中國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很快將變成現實。在這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會議上,中共領導人對何時轉入社會主義進行了討論。劉少奇在發言時提出,不能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毛澤東插話說:“到底何時開始全線進攻?也許全國勝利后還要十五年。”當天為會議做結論時,毛澤東又說:“關于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會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表示,不要急于追求社會主義化,合作社不可能很快發展,大概要準備十幾年功夫。這是黨的領導人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轉入社會主義社會最早提出的具體時間表。

1949年7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團校第一期畢業典禮上又講:20年后,我們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況進入社會主義。1949年6月至8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訪問蘇聯,期間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從現在起到實行一般民族資本的國有化,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段時間到底需要多久?這要看國際的和國內的各種條件來決定,我們估計或者需要十年到十五年。”

這是一個內部掌握而沒有向社會公布的時間表,因此在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共同綱領》時,有人提出,既然承認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定要向社會主義過渡,因此在《共同綱領》就應該把這個前途寫出來。經過討論,最后沒有采納這種意見,理由是“應該經過解釋,宣傳,特別是實踐來證明給全國人民看。只有全國人民在自己的實踐中認識到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會真正承認它,并愿意全心全意為它奮斗”。

直到1951年,黨的領導層還一直堅持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后才能轉入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年年5月,劉少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說:“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年。當然,作為理論和理想,我們做宣傳工作還要講,而作為實踐的問題,十年建設之內社會主義是講不到。十年以后建設得很好,那時我們看情況,就可以提一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么時候搞呀?但是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復這個問題。十年以后可能采取某一些相當的社會主義步驟;也可能那時還不能采取這種步驟,還要再等幾年。”同年7月,劉少奇在給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做報告時,也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少則十年,多則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

之所以黨的領導認為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才能采取社會主義步驟,其著眼點就在于只有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在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充分條件后,才能考慮過渡的問題。這本來是符合中國實際的。但從1952年開始,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醞釀和提出,這個設想被提前放棄了。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是什么時候開始考慮可以結束新民主主義社會,據薄一波回憶,1952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就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1952年9月24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十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從這時到1953年上半年,毛澤東一直思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

所謂向社會主義過渡,就是將私有制改造成為公有制,其中關鍵是將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為國營企業,將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進行集體化改造。這時,毛澤東認為,經過三年多的時間,已經具備了對其進行改造的條件。

1952年10月,少奇同志率我黨代表團參加蘇共十九大期間,他受毛澤東的委托,于10月20日在莫斯科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對我國過渡到社會主義所需的時間和能夠實現的條件,進行了估算和分析:中國現在的工業生產總值(不包括手工業),國營企業已占67.3%,私人企業只占32.7%。在蘇聯幫助中國執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工業中國營經濟的比重將會有更大的增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比重則會縮小到20%以下。十年后,私人工業會縮小到10%以下,國營工業將占90%以上。私人工業在比重上雖將縮小,但它們在絕對數上還會有些發展。因此,這時候多數資本家還會覺得滿意,并與政府合作。他們的企業大體都要依賴國家供給原料、收購和推銷成品及銀行貸款等,并納入國家計劃之內,而不能獨立經營。到那時,將征收資本家的工廠歸國家所有。設想多數情況下采取的方式是,勸告資本家把工廠獻給國家,國家保留資本家浪費的財產,分配能工作的資本家以工作,保障他們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國家還可以付給他們一部分代價。

劉少奇還談到了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參加互助合作的農民已占40%,而在老解放區這個比例已高達80%,已建立了幾千組織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幾個集體農場;富農階級原本不占重要比重,老解放區的舊式富農已經消滅,雖然新富農近年有所發展但由于采取禁止黨員雇工的政策,新富農不會有大的發展,而新解放區雖然保持富農經濟,但在農民的斗爭中富農經濟已受到很大削弱,估計今后也不會有大發展。因此,互助合作運動是今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

中共中央的這個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贊同。10月24日,斯大林接見中共代表團,并且說:“我覺得你們的想法是對的。當我們掌握政權以后,過渡到社會主義去應該采取逐步的辦法。你們對中國資產階級所采取的態度是正確的。”

斯大林對中共中央關于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表示贊同,堅定毛澤東加快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信心。經過半年多的醞釀,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會議期間,他在一個講話提綱中寫道:“總路線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黨的任務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一)農業;(二)手工業;(三)資本主義企業。”兩個月后,他對這個總路線作了完整表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1954年2月10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這條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寫入總綱,它反映了億萬人民群眾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強烈愿望。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宣傳和教育工作,在黨內迅速統一了認識,也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由此開始。

三、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

中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如何把億萬農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改造農民個體所有制,發展農業生產,建設先進的社會主義農業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成敗的關鍵之一。

我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較長時間的互助合作傳統和實踐。遠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就建立了“勞動互助社”、“耕田隊”、“犁牛合作社”等互助組織。在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組織了“變工隊”、“扎工隊”等勞動互助形式。在解放戰爭時期,互助合作組織進一步發展。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這是我國第一個指導互助合作的文件。《決議(草案)》在總結我國20多年革命戰爭時期的互助合作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農業合作化的三種主要形式:即互助組,分臨時性的初級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初級社;集體農莊,即后來的高級社。《決議》指出,土改后在農民中存在著發展個體經濟和實行互助合作的兩種積極性,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能忽視和粗暴地挫傷農民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要在農民中提倡“組織起來”。《決議》提出,互助合作運動要根據生產發展的需要與可能的條作,采取穩步前進的方針;同時還明確了初級社是走向社會主義農業的過渡形式;規定了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必須貫徹自愿和互利的原則,必須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的方法,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到1952年,我國農業互助合作組織有了很大發展。這年全國共有互助組803萬個,參加的農戶為4500萬戶,占總農戶的40%。初級社共有3600多個,入社農戶為5.9萬戶,占農戶總數的0.05%。高級社有10個。

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我國互助合作進入大規模地發展階段。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指出:“這種由具有社會主義萌芽、到具有更多社會主義因素、到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發展道路,就是我們黨指出的對農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并指出初級社將“日益變成為我們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前進的重要環節”。從這時開始,互助合作運動的重點,也就由發展互助組,轉變為重點發展合作社。

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幾年前進的步伐是穩健的,但1954年底1955年初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急躁冒進傾向。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三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此次會議在分析1955年春農村形勢后,提出農業合作化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秋后看情況再定;對數量大問題多,超過主觀力量的地區,要適當收縮一部分。會后,各地根據本地區的情況,進行了農業合作社的整頓和鞏固工作。經過整頓,縮減了兩萬多個社,保留下來65萬個社,其中80%以上的社增了產。

但這時在黨的領導層中,就合作化速度問題展開了一場嚴重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有兩個,一個是對農業合作社大發展中的偏差怎么看,如何辦,特別是對一些地方比出現的冒進傾向該不該糾正。中央農村工作部認為,浙江省采取堅決收縮的方針效果是好的。毛澤東則認為,浙江省采用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勝利嚇昏頭腦,是右傾保守思想的表現。另一個是1955年至1956年度農業合作社發展數量窮竟定多少?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主張穩步前進,堅持中共中央原來批準的發展計劃,包括原有的65萬個社發展到100萬個。毛澤東主張在原有的65萬個社的基礎上翻一番,發展到130萬個社。

1955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鄧子恢領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象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由此開展了對所謂“小腳女人”的批判。同年10月,擴大的七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再次對鄧子恢的所謂右傾作了不符合實際的批判。

七屆六中全會后,伴隨著對“小腳女人”和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速度進一步加快。1956年4月30日,《人民日報》向全世界宣布:中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初級農業合作化。到這時,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共有1008000個,入社農戶10668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0%。在農業合作社大發展的同時,很多農業社進行了合并,由小社并成大社。到1956年3月底,農業社總數比1955年底減少了816000個,但入社的農戶增加了3122萬戶,平均每社由40戶增加到98戶,其中初級社平均50戶。

全國基本實現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后,高級社的發展也異常迅速,1956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河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廣西、青海等省,已經實現農業的高級合作化,加入高級社的農戶占各省市總農戶的90%—95%。其他各省也有大部或一部分地區實現了高級合作化。1956年12月,全國高級社發展到54萬個,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87.8%。加入初、高級社的農戶占總農戶的96.3%。

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選,主要是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在國家政權控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如工業領域的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商業領域的委托經銷代銷、以及公私合營等。

新中國成立后,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的是利用與限制并重的方針。為了總結實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經驗,1953年3、4月間,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李維漢率領調查組,到武漢、上海、南京、無錫等地調查。5月27日,調查組向中共中央寫了關于《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認為國家資本主義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是將私營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資本主義工業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形式。中共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報告,6月15日和6月29日,兩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從指導思想上確定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明確了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是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必由之路。

從實踐上看,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在1953年以前,重點放在了工業中的委托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和商業中的委托經銷代銷等初級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上。1954年到1955年底,是單個企業公私合營發展階段。個別企業公私合營后,企業的利潤在分配上,采取“四馬分肥”的方式,即合營后企業的利潤分為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職工福利費、資方紅利四部分,資方紅利大體只占四分之一,企業利潤的大部分歸了國家和工人,基本上是為國計民生服務的。

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工作會議,討論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確定把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單個企業的公私合營推進到全行業公私合營階段。全行業公私合營后,在企業利潤的分配上,則不再實行“四馬分肥”,而是采取定息的辦法。也就通過核定私營企業的資產,將其總資產額按照當時銀行的利率,每年付給一定的利息,付息的時間為10年。

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后,企業的生產資料由原來單個企業公私合營的公私共有,轉歸國家支配。資本家喪失了“三權”:即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管理權、人事調配權。資本家雖然還對生產資料有所有權,但已不能買賣,只是在一定時期內起領取定息憑證的作用。這時企業基本上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了。

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敲鑼打鼓,掀起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1956年1月1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集會,在郊區農民代表報告實現農業合作化的喜訊之后,工商界代表樂松生在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報告了首都已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的喜訊。繼北京之后,全國各大城市和50多個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在這一年的第一季度末,除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外,全國各地基本上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到1956年底,全國原有私營工業88000家,職工131萬人,總產值72.66億元,已有99%的戶數,98.9%的職工及99%的總資產,以及私營商業82.2%的戶數,實現了所有制的改造。

對于手工業的合作化,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也是采取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的方針。組織形式是由手工業生產合作小組、手工業供銷合作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步驟是從供銷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的猛烈發展,也影響了手工業的合作化速度。中共中央1955年底提出要求:在兩年內基本完成手工業合作化。實際上,由于改變了過去按行業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辦法,采取手工業全業一起合作化的辦法,到1956年底,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人員已占全體手工業人員的91.7%。

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個極其復雜和困難的歷史任務,現在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這就意味著,從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算起,僅用了3年的時間,就完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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