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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九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時間:2021-05-26      瀏覽次數:439    作者:网转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階段。第二個階段就是從1984年到1988年,確立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階段。第三個階段大致從1989年到1992年,正式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面分三個階段進行分析。

第一個階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時間大致從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開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國,國內外的專家對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稱之為中國奇跡。當然,也有的專家把中國奇跡和東歐一些國家發展存在的狀況進行了對比,說是中國奇跡與東歐困境。有國外專家說,中國走出“文革”非常輕松,好象是一場愉快的郊游。而東歐國家擺脫那樣一種理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一場艱苦的長征。這句話說得有些片面。正確的是,東歐國家擺脫理性的計劃經濟體制,確實經歷了一場艱苦的長征,但是中國走出“文革”,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場郊游。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我國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逐漸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客觀的來說有很大的優越性,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這種體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個弊端是單一公有制為基礎,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規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純度越高越好。當年的老百姓多養幾只雞或者幾只鴨都不行,片面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第二個弊端就是經濟決策權集中于政府,企業沒有自主權。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我國一些企業的經理、企業的領導人,買一臺打字機或者修個廁所都需要層層上報,超過幾百塊錢就沒有決策權,大部分決策權集中在行政機關手里。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也需要有行政部門來決定。第三個弊端就是資源配置無視市場的作用,以指令性計劃為主。當年,在沈陽,一條馬路隔著兩個工廠,一個是沈陽電纜廠,一個是沈陽冶煉廠。電纜廠需要的銅不能從冶煉廠直接買,而必須到南方去拉銅,每年光成本就多出幾百萬。這樣做是因為電纜廠歸機械部管,冶煉廠管冶金部門管,兩個部門隸屬的企業之間沒有經濟交往,所以這種計劃經濟帶來的問題比較嚴重。對這種弊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有所察覺,毛澤東同志曾提出,消滅了資本主義,可以搞點資本主義,還說過價值規律是一所偉大的學校,已經意識到市場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陳云同志也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說,不要搞純而又純的計劃經濟,給市場、給個人一點自由度。但是這些思想隨著黨的指導思想發生偏差,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對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這種弊端的治理或者規避沒有進行下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給人民生活帶來了不便。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有的人工資十幾年沒有變化,形成了一種短缺經濟。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大家手里都有一種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票子,這種票子不是人民幣,是各種布票、油票、棉票等等,出門辦事都需要用票,簡稱“票證年代”。光有人民幣還不行,必須有票才可以。去飯館吃飯,光拿人民幣買不行,還需要有糧票。所以在那種狀態下,人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在“文革”結束的時候,全國還有2億多人吃不飽飯。所以,在“文革”結束之后,大家對這種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7月到9月,國家召開了一個國務院務虛會,在務虛會上,大家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提出了批評。孫冶方,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重提“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呼吁要重視市場的作用。國務院務虛會結束之后,胡喬木同志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遵循兩個規律,一個是有計劃按比例的規劃,一個是價值規律。這篇文章發表20天之后,孫冶方同志也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說把價值規律放在第二條不合適,第一條是價值規律。這是理論界的爭論。中央領導當時的觀點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當中,談經濟方面問題時說到,要靠供求法則來解決問題,要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顯然他已認識到市場的作用;陳云同志在1979年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在這個提綱當中就說,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一種是計劃經濟部分,一種是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計劃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必須的,也就是市場調節部分是必須的。李先念同志對陳云同志的觀點也表示認可和支持。

大家都對計劃經濟體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經濟體制呢?1980年初,國務院成立了一個體制改革辦公室,簡稱體改辦。體改辦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見,題目叫《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在這個《初步意見》里面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之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當時提商品經濟的比較活躍。當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時候,我國的經濟運行狀況出了一些問題,物價比較高,這也是在“文革”結束后,我們搞“洋躍進”帶來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對這種問題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頭就指向了商品經濟,這時候有四個青年向中央上書,提出要抑需求、穩物價,舍發展、求穩定,就是說要把發展的速度慢下來,要求穩定,緩改革、重調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調整。這些意見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認可。陳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領導人談話,說,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講的就是怎樣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如果說工業要以經濟計劃經濟為主,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也要實行計劃經濟為主。陳云同志的談話,第二天被《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濟學家組織了一個座談會,學習陳云同志的講話。在座談會上,有的學者就提出,陳云同志的觀點非常正確。對于一些提倡商品經濟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評。鄧小平同志在這個時候也,指出改革剛開始,還要堅持以計劃經濟為主,全國一盤棋。在這種狀況之下,堅持商品經濟的薛暮橋等人壓力比較大,在相關報紙或者雜志上發表文章,說自己搞社會主義經濟研究,有一些問題沒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沒搞清楚。而這個時候批評商品經濟的觀點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報》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計劃給抽象了。如果這樣就會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別,這一下子就把對商品經濟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資”的問題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堅持商品經濟觀點的一些人,壓力特別的大。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沒有提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依然堅持的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這么一種觀點。

按照這個思路發展下去,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很難說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1982年、1983年還受到批評,1984年就進入了中央文件。

下面就是第二個階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個階段大致是從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這一天,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了。在這個全會上通過了一個文件,就是《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決定》。這個文件里對于經濟體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觀點,其中有兩個受批評的觀點進入了文件。一個是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計劃。還有一個觀點是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這些觀點在80年代初期還受到批評,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時候能夠進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改革實踐的呼喚。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后,我國開始全面推行改革開放,農村也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現這個制度后,農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來的農民就想搞點別的經營,比如廣東有養魚的,養的魚多了,一個家庭或者幾個人忙不過來的時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幾個人。還有安徽蕪湖炒瓜子的年廣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別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紀80年代初,雇工的現象多了,有的人認為雇工就是剝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資本家。這是改革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是市場需求帶來的。有的經濟學家在馬克思的相關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關的論據,說雇工不能超過8個人,超過8個人就出問題了。馬克思也沒有原話這樣說,只是大致這樣一個意思,所以當時就有“七上八下”的說法。雇七個人可以,但雇八個人就不行。對這個問題怎樣來處理,怎樣來對待,都需要在理論上給予解釋。

另外,改革的實踐還有一個,就是當時大批上山下鄉的知青開始返城,全國有1700多萬知青要回到城市來就業,加上新生的幾百萬勞動力,當時我國就業形勢也非常嚴峻。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統一安排。所以國家就采取了廣開門路、自謀職業的辦法。在天安門廣場邊上的前門,大街邊上,有些人召集幾個知青賣起了大碗茶,當時很便宜,2分錢一碗,收入還不錯,這幾個知青干得特別好。現在大碗茶公司還存在,在前門大街上。就在這種情況下,自謀職業、自謀生路,多種經營就開始出現了,個體戶就開始出現了。對于這些在市場的大潮中產生出來新興的現象的解釋,也需要中央政府給予回答,這是一個改革實踐的呼喚。

此時的對外開放形成了一種倒逼機制。我國1980年設立了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這些經濟特區實行的和內地的一些城市的經濟政策是不一樣的。經濟特區是實行完全的市場體制。這些特區經過幾年的發展,非常的好,確實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經濟特區那種體制下,經濟活力相對而言比內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開放的實踐呼吁在理論上應該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論界的推動。理論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經濟,要擴大市場,要正確處理好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這時候中國社科院受中央領導的委托寫了一篇大文章,叫《關于有計劃商品經濟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經濟的這些觀點進行了深入的闡述和分析。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見都說這篇文章寫得好,關于商品經濟這篇文章寫得好。因此,理論界在推動中央往前走一步的決策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隨著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央對商品經濟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中央非常重視十二屆三中全會報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組。剛開始的時候,因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觀點還比較有市場。但當時的中央領導希望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適應市場的需要,適應改革實踐的需要,也順應理論界的呼聲。后來調整了起草班子。在報告初稿寫完以后,中央領導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征求各界意見。為了慎重起見,還問了一些問題,主要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理論上能不能立得住,和憲法有沒有沖突,與會的學者和理論界的專家都認為沒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一位中央領導給其他常委寫了一封信,主要講了三個意思。一個意思就是在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一個是在當前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方針應該是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第三個意思是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把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給概括得非常突出,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領導的認可。在這一系列的改革實踐的呼喚、理論界的推動,中央的決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這個文件里面,就明確了社會主義經濟的性質,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二屆三中全會雖然就開了短短的一天,但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舉行的中顧委的會議上,鄧小品同志就講,這個文件他沒有寫一個字,但是寫得特別好。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說了一些老祖宗沒有說過的一些新話,是一本新版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科書。他對這個文件的評價非常高。陳云同志也表示,這個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個好的文件。大家對這個文件評價都很高。但是,又出現了一些問題,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雖然提出來了,但究竟商品經濟和有計劃如何結合,以前沒有做過,沒有經驗。這時候就想到,看一些國外的知名專家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國外搞商品經濟或者搞市場經濟,搞了很多年了,他們有經驗。在1985年9月,我國召開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國邀請了一些國際上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匈牙利的經濟學教授科爾奈,包括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詹姆斯?托賓,還有好幾個比較知名的國際學者。與此同時,在這個會上,國內的一些著名經濟學者,薛暮橋、劉國光,包括高尚全、馬洪,吳敬璉這些人都參加了。這個會議上有很多的觀點發生了碰撞,其中科爾奈的觀點受到了大家的重視,科爾奈說,縱觀整個世界,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大致有兩種,然后他在兩種的基礎上分了四類,一種是計劃經濟里面的兩類,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協調,就是完全的計劃經濟。其二是間接的行政協調,就是比較寬松的一種計劃經濟。在市場經濟這塊,世界模式上也有兩種,一個是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也就是說完全的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作用非常小。然后還有一種市場經濟就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協調,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結合起來的。他建議中國實行有宏觀調控的市場調節。這種觀點也影響到了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當時我國經濟學界圍繞商品經濟,有很多的觀點,包括板塊論、滲透論、層次論、時空論等等、。針對這些論斷,黨的十三大召開之前,鄧小平同志談了一次話,說為什么一談市場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以前是學蘇聯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以計劃經濟為主,以后不要再講這個了。綜合實踐發展和小平同志講話的精神,黨的十三大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上又邁出了一步。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新的經濟運行機制應該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很顯然就突破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把計劃和市場的作用放到一個全國的范圍之內,不再是主、輔了,也不再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是國家引導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正當按照十三大的思路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國內政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這就是要分析的第三個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最終確立,大致的時間界限是從1989年到1992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國啟動了價格改革,當然價格闖關沒有成功,國內物價高漲,人心不穩,引發了一系列搶購風潮,當時有的人說,三條腿的冰箱、不搖頭的風扇都買到家里了,有些人家里現在的毛毯還有的是那個時候買的。當時社會上一些現象,私倒、官倒的現象,腐敗的現象,引發了群眾的不滿,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國際上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國家也是風聲鶴唳,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時候,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共產黨的政權瓦解了。蘇聯也在90年代初期發生了劇變,叫蘇聯解體。針對這些國際國內的亂局,國內當時大致形成了兩種觀點。有的人就說,這些現象的出現,尤其是國內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因為改革沒有徹底引起的,解決這些國內的經濟問題還需要靠深化改革;而有的人認為,國內的經濟混亂,國際上的這些混亂,都是市場經濟給帶來的,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兩種觀點針鋒相對。1990年9月,有關中央領導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了一個經濟形勢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上,理論界的一些專家學者的觀點就截然對立,有的就提出繼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有的就認為要回到計劃經濟上來,以穩定為主。80多歲的薛暮橋同志也參加了這個會議,當時由于心情比較激動,有些話沒有講出來。回去之后,寫了一封長信給中央領導同志,信的意思是說,東歐一些國家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由于沒有深化改革引起的。老百姓呼吁改革的時候,沒有進行改革,東歐的變化就是因為沒有順應老百姓呼喚改革的需要。當時國內的思想交鋒還是非常激烈,有人還堅持對市場要問一問,到底是屬于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在國內左傾的思想愈演愈烈的狀況之下,很多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在80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當時都現了下滑的現象。經濟滑坡,那幾年非常的嚴重。1984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率是15.2%,到了1988年還是11.3%,1989年就突然降到4.1%,1990年降得更低,是3.8%。國內的這種爭論,包括對局勢的判斷,直接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對這些現象,中央領導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這時候鄧小平同志在關鍵時刻連續講話,扭轉了這個局勢。在1989年5月份的時候,他在和其他領導人談話的時候就說,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要動。表明了自己繼續推行改革開放的決心。到了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又同江澤民同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談話,提出來不搞市場經濟,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那是自甘落后,也提出來要繼續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邁開步伐。1991年小平同志又到上海過春節。在春節期間,他和一些上海方面的領導人談話,說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當時這種話是在小范圍內談,沒有擴散出去。上海有關方面的領導,把這個意思透露給了上海的《解放日報》,《解放日報》社就用四篇文章把小平同志的這種講話的意思透露了出去,以皇甫平的名義發表了,這四篇文章發表后,在中國引起了軒然大波。有些大報大刊對這個觀點不認可,提出嚴厲批評,有些部門的人還跑到上海要查一查這些文章背后的根子在哪里。即使了解到一些相關的情況,依然沒有改變自己的初衷。這是當時國內的思想交鋒,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怎么向前走一步的時候,在商品經濟的基礎上能不能往前走的時候,還是有很多爭論。

在這種情況之下,1992年1月,88歲高齡的鄧小平同志在到南方一些省份和地區考察過程中發表了重要的南方談話,在南方談話中有針對性的談了很多問題。包括要警惕“左”的思想。還有有談到了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兩者都是手段。這就是“兩個不等于”。鄧小平的這些觀點,這些重要的講話精神,被當時的人們給記錄了下來。中央對小平同志的講話非常重視,1992年初的時候,小平同志剛講完話,中央就下發了2號文件,2號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小平同志的講話要點,尤其黨內的中高級干部要學習領會。中央在三四月份連續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要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上往前走一步,支持和擁護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到這一年4月份,江澤民同志還親自致電國家體改委主任,布置研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下一步方案。陳錦華同志迅速組織了山東等地的一些省里的相關負責人座談經濟體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并且布置相關同志來研究世界上一些國家如何對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經過研討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即使最自由的一些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也在宏觀調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陳錦華同志把這些材料送到中央有關領導手里。經過這一系列前期的準備工作,江澤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來到中央黨校,面對全國重要的領導干部發表講話,他談到: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現在社會上有三種觀點,對于這些觀點,還要繼續研究,先不做定論。但是在召開中共十四大之前,總要有一個說法,他表示他個人傾向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說法,他說這個說法和其他的領導同志已經商議過,他們都支持。在這次講話中,江澤民同志就提出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江澤民同志講完話之后,征求了鄧小平同志等人的意見。鄧小平同志表示認可,表示支持。他說,可以先發一個內部文件,如果反映好的話,十四大就有一個主題了。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澤民同志在做政治報告時,明確的提出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鄧小平同志講了很多話,但是他沒有明確提出來社會主義到底要搞什么樣的經濟體制,破題的或者表明的是在中共十四大。

從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大致經歷了14年時間。1993年黨中央又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的文件。繪就了一個藍圖,搭起一個框子,主要是談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照這個圖紙和這個藍圖,干了十年,到2003年的時候,黨中央又通過了一個文件《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決定》。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或者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確立的進程,大致經歷了14年。

這樣看,說中國走出“文革”非常的輕松,好象是一場愉快的郊游,顯然不是,這中間也有爭論,經歷了14年的時間才確立下來。人們對這種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有一位教授對這段經歷總結了一句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從一個公有制為基礎的中央經濟或者中央計劃經濟轉變為混合所有制的市場經濟,整個過程好比一條泥濘的道路,坑洼不平,甚至出現過后退,但每一次改革都能夠得以繼續。這句話就比較客觀的描繪了黨和國家從計劃經濟如何一步一步的確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

這14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演進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在處理計劃和市場關系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特別重視改革開放實踐的呼聲和需要,改革開放這種實踐對于黨正確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實踐支持。除此之外,理論界,包括中央的相關部門,在制定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推動經濟體制往前走的過程中,也貢獻了相當多的智慧。當然,光有理論界的,光有有關部門的和實踐的,還不行,還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這種支持。這14年經濟體制改革,有三種力量是互動的,并且互動得非常好,從實踐的呼喚到理論界的推動,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才使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最終在1992年確定。從今天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經濟發展的成果和這一體制目標的確立有很大的關系。中國奇跡的出現,和市場經濟是有很大關系的。所以14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演進,最終確定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對寶貴的經驗值得總結,也能帶來很多啟發,有三點啟示:一點啟示是要尊重實踐,實踐出真知,經過實踐檢驗的,實踐呼喚需要的,才是一個國家長遠所需要的。第二是要發揮相關智庫的作用,在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過程中,有很多單位包括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等一些單位和一些理論家、學者,包括中央一些其他部門都起到很大作用,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過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第三,中央的決策要穩中求進,為什么經歷14年的時間,就是決策的過程,從問題的提出到問題的研究等等,需要有一個時間。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尤其是關系到中國下一步經濟改革究竟怎么走的問題上,一定要穩中求進。(中央黨校教授  沈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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