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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時間:2021-05-26      瀏覽次數:456    作者:网转     

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談的話題是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這個題目要談的是從1956年到1976年這20年的歷史,講的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過程。這一段的探索應該說很曲折,幾十年之后,我們再來回顧這段歷史是有意義的,能夠使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能夠在這個基礎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由來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從1956年開始的,探索的任務是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這篇講話中提出來的。他這樣講,最近蘇聯暴露了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問題,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很清楚,毛澤東想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走一條自己的路。那么,為什么這個任務這時候才提出?新中國成立到這時候已經快七年時間了,為什么這中間沒有提出?當然,這是有原因的。我認為,這個時候提出探索任務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蘇共二十大的召開,打破了過去對蘇聯模式的迷信。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搞的社會主義跟馬克思的設想是一致的,實踐過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共產黨人都對蘇聯模式有著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跟它不一樣就是離經叛道。這個迷信對于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毛澤東都造成了壓力。毛澤東后來講過,建國初,我們是照抄照搬蘇聯的,懵懵懂懂不滿意,但是沒辦法。沒辦法,就是這個迷信的壓力。

但是,這個迷信讓蘇共二十大打破了,讓赫魯曉夫所謂的“秘密報告”打破了。所謂“秘密報告”,其實題目叫《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為什么說是“秘密報告”呢?因為事先沒有正式列入蘇共二十大的議程,蘇共二十大2月25日結束,24日晚上臨時通知開全體會議,赫魯曉夫作了一個報告。作這個報告的時候,各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團長只讓波蘭、匈牙利的兩位團長去聽,我們的團長是朱德,副團長是鄧小平,都沒讓聽。所以被稱為秘密報告。當然,這個秘密維持很短時間,美國中央情報局搞到報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紐約時報上登了出來。

報告的核心內容是揭露批評斯大林的錯誤。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蘇共中央把他的錯誤講出來,講得很充分,講得淋漓盡致,甚至講得讓人觸目驚心。比如在民族問題的錯誤,強迫包括車臣印古什人在內的一些少數民族從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規模地長距離地遷徙;比如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動不動就抓人,甚至動不動就殺人。斯大林晚年連蘇共中央領導層的成員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這個報告出來之后,舉世震驚。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這個報告攻擊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所以報告引發了一些負面的影響。但是,這個報告對中國共產黨人、對毛澤東主要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那就是促使他們警醒,促使他們反思之前從蘇聯學過來的這一套東西。還有一點,就是蘇聯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當報告內容傳到中國的時候,毛澤東、周恩來歡欣鼓舞,說了這樣的話,這是一場解放戰爭,揭開了蓋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講話、敢于思考了。蘇共二十大召開兩個月之后,毛澤東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這兩者之間絕對有內在的聯系。

探索之初,我們取得了多方面的積極成果,特別是反映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決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八大認為我們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斗爭了,而是人們對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解決這個矛盾,盡快把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在這里雖然沒有工作重點轉移這個說法,但思想是明確的。還比如八大強調加強民主法制建設,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還有八大提出在經濟建設方面,要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還有在文化方面,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所以,我們現在認為,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八大前后,一些領導人個人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國實際的思想和觀點。所以,我們認為探索的開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們就發生了一些失誤。先是1957年發生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

今天對于1957年的整風反右,眾說紛紜,甚至有人認為,當年中共中央發動整風運動,一開始就是一個陰謀,不是為了整風,而是為了整人。我覺得這個說法是立不住的。中國共產黨發動整風的目的、愿望無可置疑。整風,為什么會發動?出于什么考慮?我們看一看當年國內外背景就清楚了。國際背景是蘇共二十大,還有在此之后波蘭、匈牙利發生老百姓鬧事的情況,這些事情都促使毛澤東這些黨的領導人反思、警醒,怎樣避免在中國出現類似的事情。再一個我們國內也出現一些事,當年有人罷工,有人罷課,還有合作社的社員鬧退社。領導人高度關注,深入調研,得出非常好的結論,認為我們黨內有一些工作人員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把本來可以和緩解決的人民內部矛盾激化了。毛澤東在一篇文章里這樣講,你要修飛機場,要占農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須安置好,沒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鬧呢?別說是人,就是鳥,你掏了它的窩,起碼也會叫喚幾聲。在這里很清楚,毛澤東把出這些問題的原因歸到領導干部頭上,沒有怪老百姓。由此認定我們黨內有不正之風,有官僚主義,有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三風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黨群關系。我覺得整風運動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發動的,所以主觀愿望動機,無可置疑。

整風,用的是開門整風的方式。毛澤東1957年4月30日親自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黨外人士座談會,動員他們給共產黨提意見。說你們整風不整風,以后再說,起碼短期內不要整,短期內你們的任務就是給我們提意見。特別是在文教衛生領域,你們專家多,內行多。從5月上旬到6月上旬,各級黨組織開了一系列的座談會,邀請黨外人士提意見。黨外人士提出的絕大部分意見是對的,毛澤東也給予了肯定,說反映出來的這些問題過去我們不清楚,甚至有的完全不知道,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又發展下去,我們這個黨有可能毀了的。

但是,整風過程中也確實有極少數人,主要是極少數的民主黨派負責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見。有人講了這樣的意思,我歡迎你整風,但是如果真想整風,得從風源、根源上解決問題。什么是風源、根源?那就是一黨領導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變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央當然不會答應,把這種意見視為右派言論,作出反擊,我認為完全可以理解。問題在于用了政治運動的方式,導致了嚴重的擴大化。據后來統計,當年總共劃了55萬多右派分子,最終,經過復查沒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 1981年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反右是必要的,問題是嚴重擴大化了,傷害一些不該傷害的人。今天,中央也是這個基本結論。

1958年開始又發生了“大躍進”運動,“大躍進”這個失誤,持續時間更長,持續三年之久。

“大躍進”的失誤為什么會發生?我認為有兩個基本原因。一個是領導人在發展經濟問題上太急了,毛澤東這一代人都很急。當然現在回頭想一想,他們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這一代人都經歷過舊中國落后挨打的屈辱歷史,建國初又遭受西方國家的包圍封鎖,5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和蘇聯的關系又出現嚴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壓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澤東說過這樣的意思,我們的工業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飛機、汽車、拖拉機、坦克這些東西造不了,我們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壺,還能夠把麥子磨成面,就這個水平。毛澤東后來更加尖銳的提出,如果我們不迅速改變落后面貌,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地球的球籍。我認為他們這些領導人的心態完全可以理解。我們應該搞快一點,如果方法得當,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點。

問題還有第二條,就是缺乏經驗。我們打仗的經驗很豐富;搞政治斗爭,經驗也豐富;發展農業生產,也可以說有一定的經驗。但是,就是搞現代化工業沒經驗,過去基本上沒有搞過。以為靠打仗沖鋒的辦法,就能把工業搞好,現在看來顯然沒那么簡單。當年,“大躍進”的目標是要超英趕美,我們著急,要在鋼產量方面迅速地趕上超過英國。確定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先確定鋼的產量指標,然后其他方面服從保證。農業、輕工業受了沖擊,在所不惜,這個思路絕對有問題。后來鋼產量確實是上去了,但是農業、輕工業遭受嚴重的損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現嚴重災害,還有1960年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我們的經濟一度非常的困難。“大躍進”是典型的欲速則不達的教訓。我們出于這樣的愿望犯下“大躍進”的錯誤。

還有第三個失誤,急于過渡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個失誤發生在“大躍進”過程中,甚至可以說“大躍進”引起的。

我覺得公社化運動有兩個起因,一個是適應所謂“大躍進”的需要。“大躍進”在一開始表現為大辦水利。大辦水利的時候,有些地方感覺到小規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說一個社,平均二十來戶人家,要想干一個稍微有點規模的工程,干不了。還有如果你修水渠,要從別的社的工地上過,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為了解決這樣的矛盾,有些地方自發并大社,把若干個小規模的合作社并成一個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來。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產主義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澤東在山東、河南、河北視察的時候,就見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問毛澤東叫什么好?他說,還是人民公社好。隨行的記者報道出去,結果在中央做決議之前,很多地方就紛紛仿效,公社就已經辦了很多了。

再一條具體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在此之前,包括我們在內,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急著這方面的過渡,有些比我們還急。自發辦起來的人民公社,被認為有幾個優點、特點便于過渡,一是所謂的’一大二公”,大是規模大,平均一個公社相當于過去的26個合作社,規模擴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當然就高了,小集體變成了大集體。第二個特點是”政社合一”,過去的高級社只是一個經濟組織。而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地方政權,取代了原來的鄉鎮政權。第三個特點是“工農商學兵結合”,一個大公社里面,工農商學兵全都有。當年認為有這樣特點的農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產主義過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明確提出我們應該大膽利用人民公社這種形式,探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公社化運動,時間很短,就一個月的時間,9月1日報紙登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國慶節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實現。時間雖然短,但問題很嚴重。一個問題是辦社過程中的“共產風”,幾十個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窮的沾光,富的就吃虧了。第二,分配上的嚴重平均主義。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單位是公社,大鍋飯,吃飯不要錢,有些地方甚至搞點別的不要錢。明擺著當年的農村生產力水平支撐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錢。連吃飯不要錢這一項,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難以為繼,但是1958年夏秋還是維持了一段時間。因為這兩季大多數地方都是大豐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間隔的時間很短,夏收糧食還沒有吃完,秋收的糧食又來了。這一段時間內給了人們一種假象、錯覺,似乎夢寐以求的共產主義就要實現。當年,還有人提出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極端問題,比如“共產風”,后來毛澤東反復批評、反復要求糾正,也糾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從公社最終下放到生產隊,規模大體上相當于過去的高級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鍋飯的這種體制始終沒能得到解決。后來農村生產力長期發展緩慢,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這個。所以,公社化的負面影響是不小的。

從1961年初開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發之前,這五年多的時間內,黨的工作呈現出了比較復雜的情況。在經濟上這一段時間我們搞調整,把“大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關系給調整為正常。這一段做得相當不容易,有些舉措今天想來,似乎都不可思議。比如說1961、1962年這兩年,為了減輕國家對城鎮居民糧食供應的負擔,曾經大批地動員城鎮人口到農村去。動員什么人?動員此前從農村招工招來的工人和他們的親屬,兩年時間我們動員了將近三千萬人回農村。毛澤東、周恩來當年感慨萬千,說我們的老百姓真好,三千萬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像歐洲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搬遷。確實,我們的老百姓很好,體諒國家的困難。但是,這件事我認為當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夠的,我們干部隊伍也好,干部隊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沒有多少腐敗,也沒有多少特權。包括毛澤東在內,當年我們的一些領導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難。我們很多網友知道,毛澤東曾經八個多月紅燒肉都不吃,就是這個時期。

另外,這段時間包括毛澤東在內,也包括別的領導人,大家都努力總結此前犯錯誤的教訓,特別是“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發奮讀書,讀蘇聯人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邊讀邊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觀點。比如說,他認為社會主義是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比較不發達的,一個是比較發達的。中國顯然處于前一個階段。在這之后,向共產主義過渡,毛澤東再也不提了。還比如,他認為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至少要上百年的時間,超英趕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還比如,他強調社會主義必須實行按勞分配,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商品交換,不要怕資本主義,他認為不存在這樣的問題。我認為這些觀點都是有意義的,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過去別的人沒有提出過。所以總體上來講,黨這段時間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我認為是好的,是正確的。

但是可惜,這一段政治上我們又發生了失誤,從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始,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擴大化錯誤迅速發展起來。起點是八屆十中全會,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這次全會,毛澤東提出了一個系統的“左”的階級斗爭理論,而且被全會所接受,寫入了全會的公報。里面是什么內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個理論在當年之所以能夠提出,之所以會被全會所接受,我認為客觀、主觀兩方面都有原因。

客觀上的原因,就是階級斗爭存在,而且可以說,在一定范圍內尖銳化。突出的表現是臺灣當局圖謀反攻大陸的行動。1962年,蔣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裝特務在東南沿海地區登陸騷擾,叫囂反攻大陸,這毫無疑問是階級斗爭。另一方面,他提出這個理論與他錯誤看待和一線領導人的分歧有關。這個時期,毛澤東退出二線,一線讓劉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在二線除了讀書之外,還在觀察一線領導人,觀察到1962年,不滿意了,而且很不滿意。他在講話中就批評一些領導人。在什么問題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問題。包是包產到戶,這個時期安徽搞了包產到戶的試驗,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領導人了解情況后熱情地肯定和支持。劉少奇曾經講過,應該起草一個文件,全國推開。陳云曾專門面見毛澤東建議推廣。毛澤東聽了陳云的話,當時沒作表態,第二天傳出來,認為陳云的意見是完全錯的。還有鄧小平,曾經在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和共青團中央的會議上講過這樣的話,不管黃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所謂貓論就是這個時候針對這個問題講出來的。還有當年主管農村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態度更積極。除了給中央寫報告要求推廣以外,還在中央國家機關、部隊、包括中央黨校五個大單位作報告,論證這是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不是單干。后來毛澤東批所謂“單干風”,批得很厲害。說現在黨內刮起一股“單干風”,越到上層越大,包產到戶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階級分化,主張包產到戶的人是站在地主、富農的立場上,替他們打主意。

三個“自”呢?一個“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時期,除了大部分地集體統一耕種之外,社員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種種蔬菜什么的,在大鍋飯的體制之下,自留地種的就是比集體的地種得好。所以當年有的地方,雖然沒搞包產到戶,但是增加社員自留地的面積,一樣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第二個“自”,自負盈虧,強調企業利潤核算,不能像“大躍進”時期那樣算政治帳,經濟帳可算可不算。第三個“自”,自由市場,活躍城鄉經濟交流。這個所謂“三自一包”,都是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人提出的政策主張,克服困難的措施,但是在毛澤東眼里頭成了修正主義的綱領。這些領導人自然而然成為毛澤東心目當中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

毛澤東這個理論被八屆十中全會接受了,毛澤東個人的興奮點、關注點從此也就轉向了階級斗爭。1962年冬天,他離開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發現多數省份的負責人忙著克服困難,只有兩個省的負責人有政治頭腦,開始抓階級斗爭了。一個是湖南省,一個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開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表揚了這兩個省的負責人。一表揚,其他省委書記就明白該干什么了,于是有越來越多的省委書記去抓所謂階級斗爭。這時候有什么階級斗爭可抓呢?農村有的基層干部有點多吃、多占行為, 工分帳目不是那么清楚,這是階級斗爭。出身好的,說他們是階級蛻化變質分子。出身本來就不好的呢,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還有農民搞點長途販運,賺點辛苦錢,投機倒把,也是階級斗爭,結果不少省份就給中央寫報告反映這樣所謂的階級斗爭。這些報告使毛澤東誤以為,原來農村實際存在的階級斗爭比他估計的還要嚴重。這就發生了一個“左”的理論指導“左”的實踐,“左”的實踐反過來又推動了“左”的理論發展的一個惡性循環。循環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四清運動。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當中作出了這樣的判斷,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層層有,從公社一直到中央。討論的時候,周恩來總理覺得中央也有走資派,這個判斷很可怕,不管是誰,肯定是大塊頭的。他就提出來,能不能加幾個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門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長了。加了,毛澤東也認可了,但無濟于事,這個時候毛澤東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資派起碼有兩個已經明朗化了。頭號劉少奇,二號鄧小平。1970年美國記者斯諾問毛澤東,你是什么時候下決心打倒劉少奇,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脫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這個時候。所以我們看八屆十中全會之后,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左”的錯誤可以說是直線發展、惡性發展,一直發展出個“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續了十年。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的時間里,黨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建設上,而是不斷開展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

當年毛澤東為什么會發動“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圖、什么考慮?這個問題可以說極端復雜。現在海內外對“文革”起因的說法很不相同。諸多說法當中,大概有一種說法是比較有市場,那就是“權力斗爭說”。有人用權力斗爭來解釋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解釋“文革”的起因。他們這樣講,“文革”是中共高層特別是毛劉之間爭權奪利的結果。“大躍進”失敗,毛澤東退居二線,威望空前低落,而劉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殘局,威望日益提升。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感覺到大權旁落了,劉少奇越來越不聽招呼了,于是下決心把他打倒,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個解釋似乎順理成章,因為毛澤東也不諱言,他發動“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劉少奇,奪他的權。

但是,我認為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現象,光看這個或者說用這個來解釋“文革”,解釋不清楚。比如說如果毛澤東發動“文革”僅僅是為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為什么還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還要持續十年之久?為什么持續十年毛澤東都不罷休,后期又講這樣的政治大革命要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我認為這都講不通。另外我們還有材料證明,毛澤東在1962年之前對劉少奇、鄧小平是非常欣賞,甚至把他們是當接班人對待的。1957年的時候,毛澤東訪問蘇聯,赫魯曉夫問過這個問題。1961年,英國訪華的元帥蒙哥馬利也問過這個問題。毛澤東都很明確,他之后是劉少奇,劉少奇之后是鄧小平。人家再問,鄧小平之后是誰?毛澤東講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不滿,是從1962年以后才開始的,不滿的原因就是剛才提到的所謂”三自一包”的問題。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分歧決不是所謂的權力斗爭,可以說是政見之爭,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發生了分歧。

我們今天看,毛澤東當年的判斷當然是不對的。劉少奇、鄧小平為了克服困難、調整經濟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謂修正主義的東西,他們也決不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什么毛澤東會作出這樣的判斷?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他的社會主義觀出現了一些問題。我根據他在“文革”當中包括“文革”前夕對社會主義的若干論述,概括出來兩個基本方面:一個固守蘇聯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為四個“單一”,單一公有制,單一計劃經濟,單一按勞分配,單一農業集體經營。這四個“單一”,我們今天肯定是當蘇聯模式的特征看,而當年毛澤東把它當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堅持。在他看來,蘇聯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決,但這四條不能動,動了就是修正主義。那么好了,拿了這所謂四個“單一”去衡量劉少奇、鄧小平搞的一套東西,他當然就認為是修正主義。衡量赫魯曉夫、鐵托,也是修正主義,或者說更是修正主義。當年滿眼都是修正主義,現在來看標準出了問題。

再一個,毛澤東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追求。我覺得毛澤東特別強調三點,一點是,社會成員收入差距不能大。為了縮小差距,甚至他帶頭降低自己的工資。第二條,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眾的關系。他批評有些地方干群關系像貓鼠關系,老百姓見了領導就跟老鼠見了貓一樣。毛澤東特別懷念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那時候沒有工資制,也沒有軍銜,頂多是干部、戰士吃飯,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勁就是高。而進入和平時期,執政以后,毛澤東對有些現象不滿意。比如說把供給制改為工資制,要評定每一個人的工資標準,有人嫌定低了。還比如評軍銜,也有人認為應該給自己評高一點。毛澤東對這些現象深惡痛絕,后來干脆把軍銜制取消。還有第三點,毛澤東強調意識形態的高度純潔,一出戲、一本書、一部電影,他都關注,都怕弄出所謂“封、資、修”的東西。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從文化領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覺得這三個方面合起來就是毛澤東心目當中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認為毛澤東的失誤不在于有這三方面的理想。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在非常漫長的將來實現,我認為不能說它有多少問題。我覺得毛澤東的失誤在于,不具備實現這個理想的條件下楞要去推行這個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說收入差距過于小,小到平均主義的地步,還能調動得起積極性嗎?還有效率嗎?我認為不可能。還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對的。毛澤東強調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將軍要下連當兵,短時間內去體驗一下,我認為也不困難。當年我們有些將軍就拿掉將軍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當兵去了。長期這樣做可能嗎?當然不可能。還有精神上高度純潔,是需要純潔一些,但有沒有必要那么純潔呢?比如說“文革”之前,曾經批那個鬼戲《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貪官討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處?曾經沒完沒了的批。所以,這樣一些東西在推行過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這兒遇到阻力,開始強調教育,但教育來教育去,發現老干部好象是變修了,把他們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再提拔王洪文這樣的一些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但后來毛澤東對王洪文很失望,因為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說,享樂腐化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農民開始也重視教育,每到冬春農閑時節,發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但是教育來教育去,發現農民老想著多養幾只雞、下點雞蛋,到集市上賣掉,買點別的生活用品。后來毛澤東得出這樣的結論,列寧講個體農民的結論,小生產者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后來提出要割所謂資本主義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戶養雞的數量,甚至一度關閉集市貿易。

用這樣的方法想去實現理想社會,當然不可能實現。所以在毛澤東晚年,在他看來不是離理想社會更近了,而是更遠了,所以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1975年,這時候毛澤東身體已經不好了,他回顧總結自己的一生,說一輩子做了兩件大事。一件事把蔣介石這些人趕到幾個島子上去了。這件事他很自信,說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多,頂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點把這些島子收回來。這件事確實是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是建立新中國。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他認為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風當中交接。他知道“文革”當中不少現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評過武斗,批評過列車不正點,甚至鐵路不通車,也批評過外國的輪船到我們碼頭上沒有人卸貨,碼頭工人鬧革命,誤了人家的船期,得賠人家的錢這些現象。在毛澤東看來,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糾正的。所以1975年他給鄧小平提了一個要求,要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個關于“文革”評價的決議。他定的調子是七三開,七分肯定“文革”就夠,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沒有想到,鄧小平拒絕了,不做這個決議。鄧小平講出這個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對象,不適合做這件事。這個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擺著,鄧小平內心深處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說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來看得明白,“文革”結束后,他再復出的時候,強調徹底否定“文革’。鄧小平為了這個拒絕,付出了代價,再次被打倒。但是對毛澤東來講,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節,毛澤東在病中看了一場電影,工作人員回憶,電影的名字叫《難忘的戰斗》,我記得我小時候也看過這部電影。當毛澤東看到電影當中解放軍進城,受到老百姓自發熱誠歡迎鏡頭的時候,他放聲大哭。他哭什么?我認為是觸景生情,聯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狀態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軍民關系,不光沒實現,反而不如建國初,更不如建國前。他眼前的現實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讓他傷感,但是這個時候已經無力回天了。毛澤東在“文革”初曾經很自信,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亂了敵人,教育了人民。后來他發現,亂的不是自己嗎?但是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傷感而已。

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歷史決議所作的一個判斷。“文革”對毛澤東個人來講是個悲劇,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錯了。他始終認為是在反修、防修,是為了保證黨不變修、國不變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黨內的一些陰暗面,比如說有些領導干部高高在上,脫離群眾,甚至有的人魚肉百姓。毛澤東容不下這個,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方法錯了。這些問題是要解決,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謂打倒、換人,而主要靠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制約。如果監督制約跟不上,光靠換人,我想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新換上一波人可能比較收斂一些,但時間久了照樣會出問題。所以我們看毛澤東的失誤,恐怕就失誤在這里。“文革”對毛澤東個人來講是一個悲劇,對我們黨、國家、老百姓來講也是一個悲劇,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以上,我粗線條地勾勒了我們這20年探索的過程。這段走得很艱辛、很曲折。為什么我們中間出現那么多的問題?剛才,具體的原因講到了,包括毛澤東主觀上的原因也講到了,在這我想有必要講幾條客觀的原因。我想,都講到,可能會更周全一點,看問題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條,搞社會主義建設沒經驗。我們打仗的經驗很豐富,政治斗爭經驗也很豐富,但是搞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是不足的。開始我們跟著蘇聯學,學到1956年意識到不能學了,必須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樣的路?誰在短時間內能說得清楚!鄧小平曾經講過,“大躍進”時期,毛主席頭腦發熱,難道我們沒有發熱?都發熱。有些錯誤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這就是缺乏經驗的問題。

第二條,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束縛。這一點剛才實際上講到了,所謂四個“單一”就是這個問題。在這里我想從別的角度再作一點補充。我們看當年發生過的事情,別的社會主義國家哪一個沒有發生?其實都發生了,有的甚至比我們還厲害。什么原因?就在于當年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搞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都可以從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樣的。

第三條,長期封建主義的影響。這一點上,我們所受的影響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封建專制主義的歷史特別的長,雖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們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又鏟除了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它的經濟根基,但是封建主義的思想殘余決不是短時間內能消除的。應該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失誤就跟受了封建主義的影響有關系。比如說個人專斷家長制,當然是封建殘余的影響。還有個人崇拜也跟這有關系,我們有個人崇拜的土壤,所以當年才會搞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第四條,兩大陣營尖銳對抗的環境。我們這20年的探索,始終在這樣的環境中進行的,這樣的環境就容易使我們產生兩個方面的偏差。一個是容易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反映過度。美國要演變我們,蘇聯要顛覆我們,我們當然要繃緊階級斗爭這根弦。但是當年只要有風吹草動,就容易用政治運動的辦法來對付,結果一搞就擴大化了。還有,容易發生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截然對立開來的偏差,我們老要警惕資本主義復辟,但是資本主義到底是什么?我們沒搞得很清楚。現在回過頭來看,當年批的很多所謂資本主義的東西,其實是今天眼光當中的資本主義創造的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條,普遍低下的科學文化水平。當年我們對現代化工業了解甚少,對現代技術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級錯誤。比如當年的土法煉鐵,跟眼界、素質有關系。

我講這幾方面客觀原因,就是想說明當年我們的失誤決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甚至也不僅僅是黨中央領導集體的,而是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在那個特定階段里頭,因為各方面的原因所難以完全避免的失誤。我覺得這么看,問題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這段的探索肯定是沒有成功,但是,沒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積極意義。

實踐中的成就,在我看來主要是建立了工業化、現代化的基礎,具體說來,可以表現為這么四點:

第一點,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毛澤東當年特別強調要建立這樣的體系,因為在他看來,我們是大國,大國就得有自己的重工業、裝備工業。否則,你靠誰都靠不了,有錢也買不到。美國人不會賣給你。應該說,在毛澤東有生之年,我們這樣的體系基本建立起來,工業門類比較齊全,布局也相對比較合理。1954年毛澤東說不能造的東西,很快從1956年開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點,“兩彈一星”的突破。特別是原子彈,我們當年是在困難時期起步,獨立自主地發展我們的尖端武器。陳毅元帥曾經講過,哪怕我們窮得把褲子脫下來當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彈。北京的一些頂尖科學家離開了家,到了西北戈壁灘,連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來鄧小平講,沒有“兩彈一星”,就不會有中國真正的大國地位。

第三點,培養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還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第四點,還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關系的突破所導致的整個西方世界跟我們關系的改善。中美兩國從抗美援朝開始激烈對抗,對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澤東意識到事情有了轉機。這個時候美蘇爭霸,而中蘇到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邊緣。中美兩國在對付蘇聯問題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語言。所以,毛澤東抓住時機,導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轉動大球,美國總統尼克松在沒有同我們建交的情況下,居然跑來訪問。這件事震驚世界,很多西方大國紛紛跟我們建交,整個西方世界跟我們的關系根本上改善。這就為后來的對外開放創造了前提。這些成就我認為都是實實在在的。

還有,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和人民艱苦奮斗,不屈不撓,對于我們來講也是一筆精神財富。這個時期涌現出了很多至今我們耳熟能詳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說王進喜,比如說焦裕祿,比如說雷鋒,還比如錢學森、鄧稼先等等。這些人為我們國家民族的強盛復興,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幾年我經常有機會去大慶,大慶的鐵人紀念館去了好幾次,我對王進喜的事跡可以說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動。王進喜為了拿下大油田,為了把中國貧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講寧愿少活20年。王進喜僅活了40幾歲,應該說少活的不只20幾年。對這段成就,我們應該給予肯定,否則不光有違歷史的真實,而且也對不住當年的這一代人,對他們也不公道。

另外,這個時期的探索,在理論上也有積極意義。這一段探索當中取得的一些積極的理論成果,為鄧小平這些領導人所繼承,后來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再一個,鄧小平等領導人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糾正,成了創立新理論、開辟新道路的契機。還有第三條更重要,那就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育了黨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現在想一想,為什么“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走出一條改革開放的新路?我認為很重要的一條就在于他們總結了過去犯錯誤的教訓,特別是“文革”的教訓。大家知道,鄧小平的經歷很特殊,“文革“當中被打倒了兩次。這樣的特殊經歷,在黨內使他對“文革”教訓的思考比誰都多,也比誰都深,我認為是大徹大悟。他后來講過,沒有對“文化大革命”教訓的正確總結,就不會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我們如果有時間翻一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我想很容易發現這個現象。那就是鄧小平愛談歷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論斷就是這個過程中談出來的。比如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沒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會主義,這都是他的基本論斷。而且這些論斷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結構。針對當年的教訓,說這些東西不是社會主義,或者說社會主義不應該是這個樣的。再后來,又總結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再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該是怎么樣。我覺得鄧小平理論可以說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談出來的。幾年前一位越南人問過我這樣的問題,為什么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起步最早?我們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蘇聯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為我們發生過一場“文化大革命”,這個所謂的大革命,使我們中國共產黨人頭撞了南墻,撞得頭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們率先覺醒,率先糾正過去的錯誤。我們在這個基礎上走出一條新路來。所以,“文革”這個錯誤,我們看沒有白犯,這個代價沒有白付,換來了巨大的歷史進步。

所以,綜合來說,這一段探索雖然我們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艱難,犯過錯誤,付出過代價,但是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國家的歷史上、民族的歷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段落,這中間有成就,有教訓。但是,我想無論是成就還是教訓,對后來我們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重要的影響。我們應該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來看待這段歷史,這才不會發生苛求于前人的問題,才不會發生割斷歷史的問題。

這是我對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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